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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七日傍晚，上海谢晋寓所。

    梧桐叶子，一动不动地贴在灰蓝的天上。

    像裱糊匠刚刷完浆糊，还没干透。

    谢晋坐在藤椅里，膝头摊着三份剧本。

    每一份封面上，都盖着一枚红戳，三枚红戳，对应着三个日期：

    四月十一日、五月二十三日、七月十八日。

    他把剧本摞起来，边缘对齐，动作很轻。

    六十三岁的人了，手还很稳。

    一九四八年进厂，师傅问他拍电影想干什么，他说让人哭。

    师傅当时说了什么，他想不起来了。

    三十年过去，他把几代中国人的眼泪，都拍进了胶片里。

    如今三份剧本摞在桌上，像三块还没烧就凉透的煤。

    他拨通了香港的长途。

    电话那头的转盘声，慢吞吞转回来。

    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

    七位数字。

    他等。

    “谢导？”

    赵鑫的声音隔着海，隔着边界，隔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传过来。

    有一点杂音，像收音机没调准频道。

    “小赵。”

    谢晋说，“三部，全毙了。成荫说我这回心太大了。”

    电话那头没接话。

    “他说得对。”

    谢晋顿了顿，“打电话给你，是想说一声。对不住。”

    他听见赵鑫站起来，椅子腿蹭过地板。

    然后是脚步声，然后是窗玻璃外头，隐隐约约的风。

    凤凰木的叶子落尽了吗？

    他没见过赵鑫在香港的办公室。

    但他听过很多次威叔扫落叶的声音。

    赵鑫也在电话里形容过，说那声音一下一下的刮过地面，像秒针。

    “谢导。”

    赵鑫说，“我游过来那年，刚二十岁。”

    谢晋没出声。

    “在海里快死的时候，脑子里只有一句话。”

    赵鑫顿了顿，“我妈还没吃上我挣的饭。”

    窗外梧桐叶子，还是不动。

    谢晋看见自己的手握着话筒，骨节微微泛白。

    “您说那是什么？”

    赵鑫的声音放得很轻，“不是爱。是比爱更早的事。是她一叫我，我就得应。应了二十年。”

    谢晋张了张嘴，只发出一个单字：“应……”

    “谢导，您拍过战争，拍过运动。拍过夫妻，拍过姐妹。但您没给它们起这个名字。”

    赵鑫停顿了一下，像在斟酌什么。

    又像只是需要换一口气，“哺乳纲。”

    谢晋闭上了眼睛。

    他想起母亲。

    一九六〇年，母亲走之前三天，已经起不来床了。

    还让妹妹扶着她坐在床头，教他煮粥。

    水放多少，火大火小，什么时候盖盖，什么时候搅搅。

    她说，你一个人在外面，要学会照顾自己。

    饿不着，妈才放心。

    他把这些话，压在舌头底下三十一年，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。

    此刻对着话筒，隔着深圳河，隔着罗湖桥，隔着一切不能言说的沉默。

    他听见自己的声音，从喉咙深处浮上来：

    “她教我怎么煮粥。”

    电话那头没有回答。但谢晋知道赵鑫在听。

    “……水放多少。火大火小。什么时候盖盖，什么时候搅搅。”

    他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，像从水里捞石头。

    “她说，你一个人在外面，要学会照顾自己。饿不着，妈才放心。”

    话筒里，传来极轻的呼吸声。

    “谢导。”

    赵鑫说，“幸福是什么？”

    谢晋没有回答。

    “幸福是，幼崽叫，母亲应。母亲叫，山河应。山河叫，时间应。时间叫时……”

    赵鑫停顿了很久，“山呼水应。”

    窗外的天快黑了。

    “那声叫绵长温柔。”

    赵鑫说，“会被天下有情众生听见。”

    谢晋挂上电话。

    他没有开灯。

    书桌上那三份剧本，还摞在那里，红戳在暮色里褪成暗褐。

    他翻开一本新的稿纸，拿起笔。

    笔尖悬在纸面上方三寸。

    悬了很久。

    他想起一九四八年进厂那天，师傅问他拍电影想干什么，他说让人哭。

    师傅当时说了什么来着？

    忘了。

    但此刻，他想起另一件事。

    那年母亲还在世，他领了第一个月工资。

    十五块，他买了鸡蛋，给母亲做了一碗蛋花汤。

    蛋花在碗里散开，十九朵，每一朵都是圆的。

    母亲喝了一口，说好喝。

    他落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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